04

新质生产力对应的产业组织方式

及企业运行模式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产业组织方式。比如农耕时代，基本上分工不那么具体，制造业采用作坊式，一个家庭几个人，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小而全大而全，制作的是简单的工具、锄具等。一家人做纺织，什么都能干出来，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不复杂。到了现代工业化时代，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这个时候公司制就诞生了，公司制是对农耕时代作坊制的一个升华，公司相对于作坊，结构复杂度提升、产业组织方式精细和生产效率提升。在工业文明的公司制时代，根据公司的发展演进，又可以把它分出五个层面的企业组织或者产业组织的业态模式：

第一种，大而全、小而全的公司。最初的工业文明时代，公司制分工尽管也细化了，但是，一个公司里细化一点就是几个车间，或者是三五个部门，反正就是在公司内部，还是大而全、小而全。

第二种，三国四方托拉斯企业。就是几个各自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形成三国四方托拉斯的联合，这种联合是利益的联合，是不同的技术能力互相合作的联合。三国四方的七八个企业，每个企业都是各自领域、行业的领头羊。托拉斯所需要做的事情只有靠七八个企业合作才能完成，谁也不是产业链的龙头，谁也不是龙尾，大家可以平起平坐在一起合作。

这种模式，至今在石油化工系统、钢铁产业系统还有这种托拉斯模式。例如美国休斯顿墨西哥湾的化工区，比利时和德国莱茵河边上路德维希港的化工产业集群、新加坡裕廊岛上的化工产业园、上海漕泾的化工产业园、重庆长寿化工产业园，包括巴斯夫在广东湛江正在投资建设的化工集群项目，都是几个国家的世界级的巨头企业合作，在这个产业链集群里，都是世界级巨头，你有你的长处，我有我的长处，我们互相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一个托拉斯。往往这种托拉斯一形成，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没有人向他挑战，生产稳定，效益一直很好。

比如，上海漕泾通过招商引资有了一个三国四方的托拉斯项目，国家审批项目的制度都为之进行了改革。1998年前的国家审批制度规定，1亿美元以下的项目由地方省级政府审批，1亿美元到2亿美元的项目由国家发改委审批，2亿美元以上报国务院审批。托拉斯项目最大的特点是5个公司同一天签约、同一天开工、同一天竣工、同时运行，互相离不开互相的。这种项目在招商时，本着诚信的原则，上游招中游、中游招下游，背靠背招商，你和东说西、北、南都同意了，和南说东、西、北都同意了，和西说东、南、北都同意了，和北说东、南、西都同意了，转来转去大家都说同意了，同意了有一天把大家叫来一起签约。

这种三国四方的托拉斯，每个企业的每个项目投资都会超过2亿美元，如果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开工报告三个环节都要报国务院审批，5个企业的5个项目就各有3个环节需要国务院批转，要出十五个文件。我当时在上海任经委主任，觉得批十五个环节肯定会影响项目进度。因此向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的曾培炎同志做了汇报，希望能改变审批方式，他听了以后认为有道理，就写了一个请示报国务院，并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的同意，改革了审批方式。

这种三国四方几个跨国公司巨头组合在一起的托拉斯项目，国务院只批一个综合性的项目建议书，把5个公司共计100亿美元的项目建议书放在一起批。批复以后，5个公司各管各的可行性报告、开工报告，由上海市政府报国家发改委审批即可，这样工作效率一下就提高了。这个项目搞起来以后，我们国内类似的项目都延用这种简化的审批方式。这种大项目审批方式，对于那些复杂的以托拉斯的方式运行的跨国公司项目是很有效率、非常成功的。

第三种，产业链外包和产业链集群。随着分工的细化，就会出现一个产业，龙头企业做30%—40%，60%—70%的产业链外包。比如一个汽车公司，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车身四大总成自己造，七八千个零部件外包，形成一个产业链集群。冰箱、空调、洗衣机基本也是这样，品牌公司做核心零部件和总装，其余零部件外包。进一步地发展到了二八开，比如说电子产品，部件都比较小，零件碎片化，龙头企业自己干20%，80%都外包出去。

第四种，链头企业只做生产性服务业，制造全部外包给代工龙头企业，形成水平分工加垂直整合一体化的产业链集群。比如苹果、惠普、微软、华为，产业链十大生产性服务业都是它管，就做“链头”，全部制造业都外包给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仁宝、纬创、华硕、和硕等。台湾的十大代工企业，近20多年代工了全世界每年电子产品产量的75%左右，非常了不起。各地在招商引资的时候，一种是直接和苹果、华为这种链头企业去谈，同意了就干，代工龙头企业会跟着链头企业的指挥棒来的。第二种，代工龙头企业也能做半个主，就和代工龙头企业富士康、广达、英业达、仁宝、维创等等谈好了愿意放在你这，它去说服链头企业把产品放过来，一放就是上千亿的产值。因为台湾这些企业把全世界电子产品的75%代工代下来，抓住一个就一大堆，这又是一个情况。

代工龙头企业也有指挥棒的作用，一个电子终端产品往往有上千个零部件，代工龙头企业干总装和10%、20%的零部件，80%、90%的零部件往往是通过水平分工，选择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各种工厂加工生产的，为了高效集约、降低成本，把分布在全球各地生产80%、90%的上千个零部件企业通过水平分工加垂直整合的方式整合在方圆100平方公里或者1000平方公里的空间里布局，变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也就是市场一头在外，但生产基地在中国。

一般来说，“两头在外”的运行方式的生产基地必须在沿海，从外面进来到沿海加工完就出去。“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运行方式，生产基地既可以在沿海也可以在内陆，因为内陆也好，沿海也好，这一头都是一个集群，加工完出去。近十年，我国不断强调国内产业链要扩链、强链、补链，形成了制造业产业链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经过十年的推进，中国的产业链出现了深刻的变化。

总之，大家可以看到2010年以前的20多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产品50%的生产方式是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35%是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一般贸易，还有15%是原材料、初级产品的进出，和制造无关。最近十年，我国的进出口产品中只有不到20%是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70%左右是一般贸易的进出口，10%左右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讲这个意思，中国制造业扩链、强链、补链的话不是套话，真干了十年，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方式转变成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一般贸易，形成了零部件制造企业水平分工加垂直整合一体化的制造业产业链集群。

第五种，数字化加产业链集群或更具体的说法就是产业互联网加产业链集群。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推进，当下世界最高效的以销定产、心快打慢、以新打旧的产业组织方式是产业互联网+产业链集群，这将是新质生产力又一个标志性的推进。数字化对产业发展模式、公司发展模式的改造，形成新业态、新模式。数字化有五个环节的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移动互联网，这五种数字技术每一方面都有它的底层技术。每一种创新技术、每一种数字化技术都可以直接为人类社会服务，这就叫做数字技术产业化。根据工信部有关机构测算，2022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9.2万亿元，占GDP比重的7.6%。

数字化技术的五个环节有机结合形成数字化平台，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人体的智慧生命体。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就无法挂架；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

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数字化”平台就成形了。而区块链技术既具有人体中几万年遗传的不可篡改、可追溯的基因特性，又具有人体基因的去中心、分布式特性。就像更先进的“基因改造技术”，从基础层面大幅度提升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帮助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颠覆性改造，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强大的推动力。

数字化平台可以为一切传统经济行业服务，这就是中央说的传统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技术综合体不仅自身能够形成庞大的产业，还能够对传统产业进行赋能增效，改造升级，从而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乘数效应。数字化平台与城市管理结合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形成金融科技、与建筑业结合形成智慧建筑等等。数字化平台与制造业结合形成智能制造，就是脱胎于“德国制造4.0”，被工信部定义为“中国制造2025”。它讲的是，一个大型制造业企业，通过互联网和数字化改造赋能，把市场需求、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上中下游产业集群配套、物流配送、线上线下销售整个过程六个环节一网打尽，形成一个工业互联网。这是一种情况。

当数字化平台与老百姓的生活消费场景相结合，就产生了消费互联网。过去十余年，我国消费互联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涌现了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拼多多等一批世界知名互联网企业，产生了10亿网民，从而为发展数字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互联网蓬勃的发展中，有两方面的重要趋势是不可忽视的。

一是消费互联网的发展已接近天花板。截至去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移动电话用户总数为17.27亿户，增长空间几乎见顶。从电商交易额增长情况看，2001年4亿元，2010年4.8万亿元，10年增长了12000倍；2011年6.09万亿元，2020年37.21万亿元，这个10年只增长了6倍；从增长幅度变化可以看出，今后的增长将是非常缓慢的增长。

2021年、2022年电商交易总额分别为42.3万亿元、43.83万亿元，从2020年到2023年的数据不难看出，其增长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十年前中国前十的互联网公司的市值相当于美国前十的互联网公司市值的70%—80%，现有只有5%—10%，因为我国的互联网公司还是在消费互联网里打转转，而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走向了产业互联网。

二是发展产业互联网才是真正的蓝海。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的互联网实现了从无到有到强的跃升，消费互联网孕育出一系列新应用新模式新业态，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如今互联网已行至下半场，消费互联网增长红利正在逐渐消退，发展的天花板已近，想要继续走在世界前列，需更多聚焦产业互联网，打开赋能产业新空间，激发更多新质生产力。与消费互联网不同，产业互联网下，每一个行业的结构、模式各不相同，并不是“一刀切”的，而是针对不同行业生态的“小锅菜”，需要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推进。汽车产业链的产业互联网就不适用于电力产业链，化工产业链的产业互联网也无法直接平移复制到金融行业。

数字化技术综合平台与各行各业结合形成产业互联网需要经历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数字化，实现“万物发声”。目的是让产业链上、中、下游各环节通过数字技术表述出来，发出“声音”、留下痕迹，为构建产业数字空间提供源头数据。

第二个步骤是网络化，要实现“万物万联”。通过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通信基础设施，把所有能够“发声”的单元连接在一起，高带宽、低延时地实现大范围的数据交互共享。

第三个步骤是智能化，实现“人机对话”。也就是要在“万物万联”的基础上，让物与人可以交流，通过与人的智慧的融合，实现局部的智能反应与调控。

第四个步骤是智慧化，实现“智慧网联”。就是借助“万物互联”“人机对话”，使整个系统中的各要素在人的智慧的驱动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高效运行。

当然，一个个大企业的产业互联网可以由公司自己开发或者叫别人帮助开发，但是一个行业成千上万的小企业是没有能力进行数字化开发的，必须有个第三方数字化平台公司去开发。哪个企业能够开发这样的网络平台，这个企业就会成为一个产业互联网的领航者。比如广州番禺的希音公司，通过深度开发和应用，实现了这四个步骤的一体化运行，作为服装行业的一个产业互联网企业，去年做了300亿美元的服装出口，占了中国3000亿美元服装出口的10%。300亿美元的服装，通过广州白云机场出口到150多个国家的几百个城市，共计40万吨的航空货运量，占白云机场年度203万吨货运量的五分之一，机场给它批了专用跑道，只要货一到就优先发，非常了不起。

希音公司按照产业互联网的布局逻辑，将与服装产业相关联的市场信息采集、需求分析、设计开发、生产制造、物流配送、产业链配套、线上线下销售的公司一网打尽，各种各样大大小小上万家企业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服装行业的产业互联网。在这个意义上，希音公司就是服装行业产业互联网的领航企业。

产业互联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产业互联网具有产值叠加效应。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有本质的不同。消费互联网卖掉一千亿产品就是一千亿的销售值。产业互联网如果卖掉一千亿的服装，那么这一千亿服装是由这个网络平台里的制造企业生产出来的，就相当于网络关联的这个制造企业群制造了一千亿的工业生产值，同时网络又销售了一千亿的销售值，两个一千亿产值的叠加就是两千亿；同时，网络平台里为制造业配套的零部件企业、原材料企业可能占了60%的生产成本，又有六、七百亿，再加上平台上研究开发、物流配送、其他的服务业的产值往上一加又有个一千亿，所以就构成了三个一千亿的叠加，产生三千亿的总产值。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包括品牌、市场渠道都跟这个产业互联网连上了，产业互联网变成打遍天下，成为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个重要品牌，几千个、上万个企业都在这个品牌的“大树”下活动。

二是产业互联网将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重新焕发生机。因为希音公司这个产业互联网平台的存在，将珠三角地区原本要转移到东南亚或者关门的上千个劳动密集型服装制造企业又留了下来，同时带动了为服装制造企业服务配套的原材料企业、辅料企业、物流企业、设计企业等总计上万个各种各样的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又带动了100万人就业。由于产业互联网平台对产业链中上万个中小微企业进行了数字化赋能，就能实现市场需求、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配送、市场销售等全网一盘棋，牵一发而动全身。希音公司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几百个点上线下B2B、B2C和全球线上B2B、B2C的销售情况，同步的市场需求及市场行情分析情况，这些信息就会在第一时间交给网上的几十个设计单位，设计单位立即设计出20个样品，制造企业每个样品制作1000件，迅速推到市场销售。

如果有5个样品的产品一卖而空，那么马上反馈回来，迅速地组织生产制作几万件推向市场，实现以销定产、以快打慢、以新打旧，这种快速反应的优势一旦建立，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取得领先。这种领先优势，既带动上万个中小微企业同步发展，又赢得消费者的喜欢认可，还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希音公司还未上市，其估值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独角兽企业。

三是产业互联网必然会推动一个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一个产业互联网之所以能够将上万家企业网络联动在一起，不是靠对上万家企业股权投资、不是靠财务补贴、不是靠渠道垄断、不是靠亲属关系，而是靠全方位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到位。一个成功的行业性产业互联网，生产销售的规模往往会很大，将带动一个地区的制造企业的发展，形成产业链集群，使这个地区成为生产制造中心；因为销售值很大，也会使这个地区成为贸易中心；因为生产销售需要物流配送，又由于体量巨大，也会使这个地区成为物流中心。产业互联网不仅带动了这个地区的制造业、贸易批发零售、物流运输，还会带动产品的研究设计和品牌开发，成为某个产业的研发和品牌设计中心。

围绕这些中心的各种生产性服务业也会一并展开，会产生大量的会计师服务、律师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绿色低碳服务、品牌专利保护及推广服务，各种金融业务的服务，各种咨询服务及服务外包的服务等等，这些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也将搭载在产业互联网平台上与制造业企业融合在一起，互相缠抱依靠，形成产业互联网生态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态。

四是产业互联网将实现金融科技的全面到位。金融科技旨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产业互联网使上万家企业在网上形成生产体系，各环节互相联动，每家企业的需求、生产和订单一目了然。商业银行与产业互联网一连网，对各企业尽职调查的数据应有尽有，可立体地对每个企业画像，信用、杠杆、风险高下立判，就像主办银行一样，能够快速地为产业互联网中的企业贷款融资，从而有效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产业互联网还会将网络上产生的各种产值和税收引流，拉到公司注册地，使当地形成一个区域的金融中心，不但增加这个区域的GDP，且GDP的含金量还会特别高。

各地招商引资、再用各种优惠抢蛋糕的办法已难以为继。哪个地方能培养出几个行业的产业互联网，或者招商引资引进几个行业的产业互联网到当地落户，就可以将制造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生产性服务业中心拉到哪儿，在别人一点感觉还没有的时候，你已先行者通吃。当今世界，逐鹿中原，得产业互联网者得天下。

这就是产业互联网加上中下游产业链集群水平分工垂直整合的产业新模式，是新质生产力未来发展的新业态，也将是各地、各种企业竞争的关键。这是我讲的第四个方面。

05

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的发展会带动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优化能刺激生产力发展。因此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匹配的基础性社会制度，即生产关系的构建。这涉及到改革开放，即供给侧结构性的制度化改革。这里讲得的不是广义的生产关系，而是讲技术创新本身直接相关联的一些制度。我认为有七件事情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进行制度化的创新。

第一，增大研发经费的投入。新质生产力要重视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我国研究开发经费的目标定位是每年占GDP的2%，这已经有十几年，有些省份、城市早就超过，但有的还在一点几，全国平均基本在2%，最近几年已经到2.5%、2.6%了。研究制定“十五五”规划和2040年远景目标时应该提出一个逻辑，设定全国研发费要占GDP的3%，到2035年是不是应当进一步提升到4%？我国过去搞基础设施非常多的投入、产能超前、建设超前，把今后二十年的基础设施需求可能都已经提前建好了，从这个意义上，将省出来的钱更多地往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科技创新上去投。这个指标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化安排，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必须要调整的。

第二，增大原始创新研发经费的投入。科研创新首先是原始创新、0—1的源头发明创造、无中生有的创新。在这方面，中国过去二三十年存在的问题是投资力度不够。中国现在每年的研发费世界第二，总量不小，但是其中只有5%—6%投资在0—1的创新方面。世界发达国家，每年研发费的20%投资在0—1的源头创新上、重大发明创新的项目上。所以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源头创新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够，到2035年应该力争使我国的原始研发创新投入占比赶上世界先进的水平，达到20%。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制度，这个指标一调整，整个生产关系和新质生产力之间就比较匹配了。

第三，提高原始创新成果的转化力度。在研发成果的转化上，我国转化力度不够。0—1发明以后，好不容易发明了，能够孵化出产品这一块，1—100的转化上我国转化度不够。目前中国的转化度大体上是发明量的20%，世界大体上人类发明成果的50%转化为生产力，中国目前20%的转化度在世界范围偏低。任何发明创造不可能100%转化，但40%、50%的转化是应该的。目前我国的制度是一切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专利投资者占30%，发明者、发明团队占科研成果知识产权的70%，听起来我国对发明团队高度重视，但是发明团队能发明，不见得能转化。

最近这二十年，每年有上千个获得技术进步奖、创新成果奖的科研成果，但是很少有发明的人因为知识产权变成亿万富翁的，因为没有转化就没有产生生产力，就没有利润。要重视科研成果转化，还真要学发达国家的做法，发达国家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知识产权专利都是三个三分之一，也就是任何科学发明的知识产权专利出来，谁投资谁拥有三分之一，谁发明谁拥有三分之一，谁转化也拥有三分之一。这样一来，如果发明者自己把它转化成生产力，那么发明者可以拿三分之二。

发明者能发明，但不一定能转化；转化者情商高，懂市场，只要制度保障到位，就会有大量的转化者参与进来推动创新成果的转化。美国的《拜杜法案》就是三个三分之一的法律规范，推动硅谷成为全球研发创新及科研转化的高地。这里边我国缺一个制度机制，怎么保障转化者的利益。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这样的转化，需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科研开发的投资、发明、转化的法律制度，这也是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一环。

第四，建立健全培养打造独角兽的资本市场体系。好不容易1—100有了产品，怎么样把这些产品大规模生成形成独角兽，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总体来讲，我国缺少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撑，缺少金融力量的有力支持，在这个意义上，各种私募基金、公募基金、资本市场科创板怎么来推进帮助这些科创企业形成独角兽，形成重要的产业，也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的事。这方面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怎么把它到位，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

第五，数据产权的问题。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燃料”，与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不同，数据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始数据是碎片化的，需要加工变成有用的数据，数据产生数据，数据可以多次转让和买卖，数据在利用过程中产生了价值与产权。数据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有其特定的本质和特性，数据交易中的产权和价值界定有其特定的内涵。数据产权归属是数据产业发展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它决定着如何在不同主体间分配数据价值、义务和责任。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不同的是，数据的产权问题仍未解决。

土地、资本或劳动力等要素具有专属性，但数据很复杂，目前在确权方面缺乏实际的标准规则，迫切需要对数据涉及的管辖权、交易监管权、所有权、使用权等基本权利进行制度规范，这是数字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健康发展、安全发展的基础。

第六，增强对老百姓教育、文化、生活方面的投入。原来的发展比较重视物质，往往对人的发展有所忽视。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更要重视增加劳动者创新、劳动者文化、劳动者素质的提升，这里面很重要的是在宏观分配上增加对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比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在供给和需求两侧都面临与“人”有关的突出问题：在供给侧，劳动力供给结构发生趋势性反转，人口进入负增长和深度老龄化的新阶段；在需求侧，存在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较低，即“双低”问题。

如不干预，这两方面互相作用，会驱动经济发展进入逐步降级的“失速”陷阱。要着力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同时，通过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培育和释放我国规模庞大的人力资源红利；同时，要通过改革收入分配，提高劳动报酬份额，增加消费占比，缩小收入差距，增强经济循环的内生动力。

总之，过去40年来我国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0%左右。在今后十几年要着力增加对人的投入，把40%变成50%，甚至到55%，我国120多万亿GDP增加10个点就是10几万亿，如果到2035年有250万亿GDP，增加10个点，就是25万亿的现金进入老百姓口袋，既提高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生活更美好，同时也会增加内循环的拉动力，对老百姓的生活水准和教育文化各种素质的提升都有好处。劳动者文化素养提高了，就有了更多更好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人才基础和人力支撑。

第七，提高全社会对创新者的容纳度。发展新质生产力、独角兽会出现一些非常厉害的创新、创业者，这种创新、创业者是新质生产力资源优化配置、要素优化配置、企业管理方法优化配置的特殊人才，对生产的各个环节经过他的配置后会产生特殊创新，就像马斯克这样的人。我们要反思，像马斯克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基层做起来，可能他还没有成功的时候就被扼杀了、被淹没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环境怎么容忍这种奇奇怪怪的创新者？不仅他的业务创新有别于常人，甚至个性也很奇特。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要重视企业家，尊重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制度以外，对于新质生产力这样的创新、创造类企业家，更要给予更多的人文制度方面的保护和关怀，这里边也有文章可做，需要良好的制度管理。

总之，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在五大板块的产业上发力，要在五个层次上进行颠覆性的创新，要培育和壮大生产性服务业，要着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要加快产业互联网对传统产业和实体经济的赋能，要提供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制度保障，只有各方面综合发力，形成体系推进，新质生产力才能快速生成，并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从而为提升国家总体竞争实力、促进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提供坚强有力的生产力支撑。

全文完!